王君教授精彩演讲
谢谢贝多广博士，也谢谢人民大学给我这个机会来交换我的看法。我在前面插话的时候，已经把大家的预期提升了，结果自己现在就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烤。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特别有意义，原因就是我们刚才听到农村金融的介绍很有意思，但是到底这些农村金融能不能发生，能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政府的职能。
研究问题：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这些问题，就是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是一个小问题，虽然我们说的是微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微型金融机构，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世界，在人类的历史上最终消灭贫困。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这也是我曾经供职的世界银行的使命宣言，就是我们要在全世界消灭贫困。在世界银行，我们一万多员工为这样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
我们如果没有普惠金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吗？目前，北京、上海建设的很发达，让外国人来了以后，分不清楚是在中国还是在发达国家。但是到了县以下，我们还是看到了有些地方还是很落后，贫富差距甚至在扩大、环境在污染、资源在浪费，甚至社会稳定也成为了问题。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中欧国际商学院，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其实是在面对着一个事关全球繁荣，面临事关中国能够建成一个高收入的、和谐的、富有创造性的社会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但是我们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吗？喜忧参半。
普惠金融领域的问题
看一下在普惠金融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议论，有很多伪装的普惠金融的实践者和专家，还有的甚至还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欺诈，比如说e租宝，我看了微信群里转来的在中央电视台做的广告、宣传，那样疯狂，我觉得很震惊。除了这些现象以外，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政策扭曲和公共资源的浪费。过去十多年里，我去了很多的乡镇、自然村，一方面看到普惠金融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另一方面看到几乎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数以十计甚至高达百项的财政补贴项目。甚至在南方的一个省，你随便说一个农村金融的活动，渔业、农业、林业、种植，随便你说出来，地方政府官员就可以非常自豪的告诉你，他们为此设立了这个基金、那个补贴。加起来都是数以百计的，包括一些国定的贫困县，他们都可以拿出数千万资金建立这样那样的基金。而这些基金效果到底怎么样？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有这样那样的投入，但是产出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从来没有人认真的计算过、评价过，而这些钱其实都是纳税人的钱，是我们全社会的宝贵资源。其实，也有很多官员他们辛辛苦苦，本着善意的目的在做着促进农村金融、小微企业的事情。但是这不等于结果就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是正当的。就拿刚才我们听到的农村金融的案例来说，公共资源的使用并不是无限的，因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并不是有无限的财政预算可以达到目的。他们用于扶持某些不该扶持领域的时候，他们建立的那些基金被有权有势的人以各种名义拿走以后，是让很多正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也由于这个原因，很多本着善意的目的设立的政府财政预算基金、税收减免反而扩大了贫富的差距。
由于这些做法扭曲了政策，使得激励机制产生问题，使信用文化受到破坏，并且也由于这些政府支持的项目，他们产生了亏损，所以还导致金融改革和发展受到阻碍。所有这些都需要加以澄清，在普惠金融领域也需要净化语言环境，大量的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是错误的，不利于我们认识问题的。
制定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制订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才能够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加以澄清。比如说我们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普惠金融到底为什么人服务，要解决哪些人的问题。这些人是什么人？农民、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主，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地域，他们有多少，我们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政策措施，以及在众多的需求面前，我们怎样确定重点，分清优先缓急，在多长的时间内实现目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警惕，不能让过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妨碍我们实现这个目标。过度的政治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官员和金融机构，他们其实是有很崇高的理想，也有很多人的口号，问题是你一旦把普惠金融过度的政治化了，赋予他过高的道德标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异化，而且会排斥那些扎扎实实的，虽然是没有漂亮的口号，但是他们同样能够起到普惠金融的作用的实体。更不要说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有了这样的做法以后，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还需要对目前取得的进展做出评估，这样才能够知道我们现在实现了哪些、取得了哪些成果，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差距，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以及这些矛盾和问题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共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所参加的政策问题研讨会，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鸡说鸡话，鸭说鸭话，各种各样的议论，大家说不到一起。今天的这个会，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实质性的碰撞和交流，我们距离真理、真实情况更近了一些。
我在世界银行的时候，曾经争取到一笔亚欧基金的赠款。这笔钱是用来对农村金融需求做一个很好的样本调查，目的是很好的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生活金融需要的要求。但是这个东西夭折了。一百多万美元被用掉几万美元之后，剩下的就还回去了。原因就是有很多的部门他们热衷于供给方的数据，来自金融机构报告的农村三农的贷款，小微企业的融资到底做了多少万亿。但是对于需求方的数据没有兴趣。因为这是需要耗时、费力、大量的经费。今天在会场有几位，晓山、刘老师，还有好几位一起参加了西南财大的关于小微金融的调查，在几年前他们也做了农村金融的需求调查，仅就这一次调查而言，据他们说成本现在两千多万，每一张问卷一千元，这和国际上一百美元一张问卷的成本是类似的。很多人听了这个成本以后咋舌。他们觉得会这么贵吗？但是一些部门的官员不经过实地调查得出来的观点误导政策，危害是更大的。
对现状做出评估，还有助于我们防止借贷过度、供给过度。供给过度、债台高筑不是危言耸听。有可能在局部地方造成局部的消费信贷过度。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政府机构他们是出于善意的目的，却发力过度，不需要补贴的地方他们也去补贴，不需要引导的地方他们也引导。造成了民间和市场的作用很难发挥。现在有很多金融创新是可以在中国得到运用的，但是由于有补贴，这些机构、这些创新就没法落地生根，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信用文化的破坏。由于把精力过多的用在金融产品的直接提供，反而忽略了公共基础设施，从刚才的讨论大家可以看到，与其直接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政府还不如把路修好了，把基本的公共服务提供了，甚至宽带。农民虽然你给了他手机，但他上网以后发现流量费用受不了，所以经常关机。真要玩游戏，一下子就麻烦了，好几头猪都玩掉了。
建立普惠金融统计指标体系
要想对现状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判断，我们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就是建立一套真正可靠的全覆盖的、能够反应真实情况的普惠金融的统计指标体系。
也是几年前我们曾经和一个监管当局说好，帮助他们建立商业银行小微贷款的指标体系，后来也是无疾而终。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回到我前面的介绍，如果这个目标不统一，对原则没有一致的看法，不仅仅是金融机构有动力伪装成普惠金融的提供者，各个政府部门也有动力向社会和上级，去展示你们自己做的好。但是一套真正有效的指标体系就跟这个背道而驰，这个有点像判断人家的动机，不是太厚道，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这个统计指标体系对于企业的分类，不仅仅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还要更符合实际，包括现在共享经济里面出现的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服务产品，这些东西都要做出量化。这一点在世界银行和国际上其他的组织都已经有一些指标体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并且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自己的体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少有政府部门有这样的积极性。
这里就说到政府职能定位里面更具体的问题，除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现在还看到金融主管与监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他们的职能定位发生偏差，我的意思在于说明政府职能定位重新划分、重新思考的必要性。就拿财政政策来说，前面说的从中央到地方有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补贴项目，各种各样的基金，如果有细心的人统计一下，都可以是上千亿，我们再看一看中国的贫困人口的地图，你如果划分一下，插一个旗子表明有上百人的弱势群体。你发现把政府的补贴资金拿来直接补给老弱病残、老少边穷，已经可以直接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这样就不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把农村金融和小微金融的视为弱势群体。用政府直接补贴的办法，释放大量的市场参与者，目的单纯是为了赚钱，不坑蒙拐骗，不用黑社会的办法催贷，用负责任的办法发放金融产品，有可能我们可以更快的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但是现在看到的是，作为政府机构和官员，财政每年向人大述职，向上级机构报告业绩的时候就会说我们今年投入多少亿、建立了多少千万农业风险补偿基金、小微企业的风险基金，信用担保、省一级设立再担保的机制，这些都需要尽快的加以清理，重新界定财政政策的边界。货币政策方面，我们听到有的政府官员非常骄傲的说，中央银行给我们提供了支农再贷款、再贴现，还有他们没有提的对金融机构的差额准备金制度，这些政策多年来并没有真正的起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具体到农村信贷的金融供给的目的。但是却不必要的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就拿差额准备金制度来说，中央要求各个部门采取实际的措施促进小微企业的贷款，解决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中央银行对于三农金融机构采取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政策。但是你到下面一看，发现这些金融机构不需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原因是他们50%的资金用在银行间市场的拆借、购买政府债券、政策金融债，他们有足够的可债基金，这样一个政策把绳子推弯了，但是物体并没有任何移动。
金融监管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监管部门都在争相推动普惠金融。翻遍了世界的做法，有可能中国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方面是最积极、最下力气。每天的媒体报道、每天大量的研讨会都在说普惠金融，好像很少有国家做的这么集中，这么强的力度。监管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设立了专为农村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现在有上千家，我们也设立了小贷公司，现在有上万家，也看着P2P的网络机构的发展。有的是政府直接促进的，有的是政府宽容的，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反复的证明，凡是设立专门的机构指定特定的人群、划定特定的区域，甚至规定特定的产品，凡是这么做的都没有好结果。中国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在研究小微企业、中小企业促进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听到有人呼吁成立中小企业银行。马上要开两会了，你们不信这次再翻一翻报纸，马上又要出来了。其实中国政府还是明智的，因为这个口号提了十几年了，到现在没有成立，说明国家领导还是有警惕。金融危机以后，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也建立了中小企业银行。我去年三四月份到泰国中央银行，了解到他们中小企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在70%。成立的时候是政客一个很好的口号、说词，但是当不良贷款率到70%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灾难。银行类的金融监管机构是这样，保险类的金融管监管当局也是责无旁贷的。在促进普惠金融方面，有很多值得做的，比如说巨灾保险，而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巨灾保险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上一届的保监会主席离开的时候说两大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建立起来地震保险。我们也是在世界银行的时候，汶川地震是2008年5月12号，在那之前两三年我们就有技术援助资金帮助中国建立地震保险。地震保险资金，你需要知道地震的概率，损害的程度，在险的面积，这是需要有技术性的测量、判断的。而国际上有这样一些提供者，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提供以后，地震保险就是没有建立起来。你不服就不行。在世界上所有那些发生过大的地震灾害的国家和地区，台湾，以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地震以后第29个月之内就建立起了巨灾保险和地震保险。我们那么惨烈的汶川地震就给浪费了。
小额保险、农业的指数保险，这些都是对于普惠金融切实有效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现在中国正在面临着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我写了两篇文章，目前分业监管导致所有的监管当局都有强大的动力把自己监管的行业做大，甚至他们骄傲的说，我们这个行业的金融资产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70%，这有什么用吗？在金融危机以后，那些发达国家痛定思痛，已经对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非常警惕，限制这些金融机构规模的扩大，这些机构也自觉的削减他们亏损的海外分支机构。可是我们的金融机构也在做大做强，监管机构也在鼓励他们。
证券监管当局也想在普惠金融上登上这个快车。但是一说证券，人们就想到炒股票、发债券，衍生产品。这个东西离农民、个体工商户稍微远了一点。怎么办？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你不是小吗？把你们十几家捏到一起，发一个十亿、二十亿的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但是如果不能偿还的话，找谁呢？这些集合里面的个体并不对债券的偿还承担责任，这样的债券是没有前途的。监管当局你要管证券，就不必为普惠金融，你没有直接的发挥作用而感到惭愧，因为这不是你的职责。但是也不是说你。我们在一个省里面召开座谈会，前面的已经跃跃欲试的说了很多，到后来证监办的有点羞愧。我给他解套了，我说你没有做反而更好，做了反而不好。让那些不擅长的机构天天鼓捣自己不擅长的事，最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征信体系在中国已经很发达，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其实就是所有的事你只要拿出来，都有很好的市场，因为有规模效应。征信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小贷公司，但是他们却不能直接进入征信体系，其实这里面反映了一些政府官员的心态，他们把某些进入看作是施舍，看过是特权，所以要严加管控，防止他们影响了这个体系的安全。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每一笔小贷公司的交易、每一个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在大数据、金融发达的年代，你如果不让他们进入，你自己也是受损失的，所以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应该引起三思的。
其实这些政府部门与其直接参与，他们不如把宏观经济的环境稳定好，促进健康的信贷文化、合理的产业政策、商业环境、反垄断竞争、行业监管、质量标准，把这些做好了，就是对普惠金融的贡献。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首先倒霉的还是弱势群体，农民、个体工商户、手工业者。就像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多东南亚的中下阶层尝到了苦头。一个出租车司机好不容易攒钱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金融危机把他的金融财富一下子缩水，孩子的学费供不了，马上就得退学。所以，把这些做好了，不用非得去绕道去促进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并不需要大家都上来，七手八脚的都干这些事。
最后说一下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面临的职能定位，重新思考、重新定位，一点不比中央政府容易和简单，工信部怎么样促进在全国免费WIFI的普及，让农民你白送他一个手机，也能低成本的上网。地方政府还面临着额外的东西，比如说远离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别再把招商引资当做自己的天职。给到当地落户的金融机构采取直接的补贴，这是从上海开始的，在北京的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区政府之间也在竞争金融资源，金融资源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不是你争取了，好处都留在你那里，却动用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去给不需要补贴的金融机构的高管补贴他们的费用，减少他们的个人所得税，他们应该知道的，尤其外资金融机构在哪设点都是有整体的战略考虑的，非要用这种办法把他们吸引去，达不到这种目的。更有甚者采取捆绑的办法。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层面都迫切需要建立微型金融监管框架，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水平。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事：需要划一条边界，这条边界可以叫做商业可持续边界，只要是在这条商业可持续边界之内的，都是逐利的金融机构愿意去努力的，你就不用再去添乱，甚至直接参加进去跟他们争。你需要做的就是做好法律、司法，比如说合同纠纷，你能够公正裁决、搞好监管、维护好金融未定，促进金融发展、增加就业，把政府该做的这些做好了，让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去做他们能做的事。但是在这条边界之外，老弱病残，老少边穷，他们没有创造汇报的能力，需要财政直接补贴，但是这个数额是非常有限的，是中国的财政完全可以承担的。这样就可以把商业的力量释放出来。但是在这条边界的尽处有一条模糊的地带，这就让那些开发类金融机构，农发行以及承担者开发类金融机构职责的，他们先进去开拓市场，再让商业机构进去。总之，这样的思路有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政府的职能定位，使我们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不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弹老调。
谢谢大家！
